1924年10月23日深夜，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最激烈的时刻，一个出人意料的变故发生了。直系军阀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率部回师北京城，发动政变。他不仅软禁了当时的民国总统曹锟，更直接瓦解了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势力。这一记回马枪让原本占据优势的直系军队瞬间溃不成军。
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仅仅两周后的11月5日，冯玉祥又做出一个重大决定：将已经退位但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前清皇帝溥仪驱逐出宫。这个消息如同一颗炸弹，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。 那些仍然效忠清朝的遗老遗少们闻讯后如丧考妣，痛哭流涕。他们纷纷指责冯玉祥背信弃义，违背了民国政府与清室订立的优待条约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一些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加入声讨行列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著名学者胡适。 胡适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严厉批评道：我个人并不赞成保留清室帝号，但《清室优待条件》是具有国际效力的条约关系。条约可以修改甚至废除，但堂堂民国政府趁人之危，以强权手段行事，这实在是民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。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，早在1917年6月张勋复辟时，清廷就已经公然违背了当初的退位承诺。当时身在北平的胡适，为何没有站出来谴责清廷背信弃义？更荒谬的是，还有人将后来溥仪投靠日本人的责任归咎于冯玉祥，理由是原优待条约是在多国见证下签订的，具有国际法效力。冯玉祥撕毁条约，才给了日本人可乘之机。

但这些人似乎选择性遗忘了，在张勋复辟时，日本就在暗中推波助澜。为何当时没人指责日本破坏国际公理？这种明显的双标态度，实在令人费解。 要理清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，我们需要回溯到更早的1911年。那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，清廷紧急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但袁世凯的真实意图并非挽救清王朝，而是借机扩充自身势力。他派段祺瑞取代冯国璋指挥前线部队，故意对革命军围而不打，以此要挟清廷。 在内外交困之下，1912年2月12日，隆裕太后被迫接受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保留皇帝尊号、每年400万两白银的供养费、暂居紫禁城后迁往颐和园、保护皇室陵寝和私产等。这些优待的前提，就是清帝必须彻底退位。

起初民国政府确实履行了承诺，但1914年货币改革后，银两改为银元支付，实际价值缩水三分之一。加上各地军阀截留税收，中央政府财政困难，开始拖欠优待费。到1917年张勋复辟时，拖欠金额已达数百万元。

张勋复辟的12天闹剧，实际上已经撕毁了优待条件。按理说民国政府完全可以终止所有优待，但出于种种考虑，仍然继续支付。直到1924年冯玉祥修改优待条件，将皇帝尊号永久废除，年供养费减至50万元，并要求立即搬离紫禁城。 从法理上说，冯玉祥的做法完全站得住脚：首先原条约规定只是暂居紫禁城；其次清廷复辟已构成严重违约；再者清廷可以单方面复辟，民国为何不能单方面修改条约？ 但冯玉祥的失误在于，他将溥仪赶出宫后没有妥善安置，导致溥仪很快被日本人控制。1924年底溥仪逃入日本公使馆，次年2月又在日本人协助下逃往天津，最终成为日本侵华的傀儡。 尽管遗老遗少们大肆抨击，但广大民众对废除帝制、驱逐溥仪的决定普遍表示支持。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，在重大历史转折时期，任何决策都需要考虑周全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